环球时报为腐败辩护居心何在0农用拖拉机

环球时报为腐败辩护居心何在？

中纪委刚刚开除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党籍，环球时报就在昨天发表了一篇带有倾向性的文章，公开主张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文章说：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文章希望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文章更是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

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但为官场泛滥的腐败公开辩护似乎并不多见，看来这份报纸已不打算穿上外衣，完全赤裸裸的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堂堂的铁道部长掌管中国上万亿的国家投资大权，在位期间他究竟敛财多少？人民群众现在仍不知道，只知道围着他转的一个女人两年身家暴增了40多亿，只知道他的部下张曙光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和巨款！而中纪委给刘志军的定罪不过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获取巨额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腐败负主要领导责任寥寥数语。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民群众对官场的反腐早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面对日趋严峻的腐败现象，环球时报公开主张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不知是何居心？试问适度是多少？过去贪腐十万百万算适度，后来贪腐百万千万算适度，现在动辄过亿也算适度？须知中国省级34个地级333个县级2862个乡镇级41636个，如果每个官员都按环球时报的点拨适度去贪并成为一种官场风气，这个政府就算不破产，那么强加转移到人民群众头上的苛捐杂税，也会加剧社会秩序的崩溃！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官相互的腐败集团。而被查处的腐败份子，不过是从上到下的政治牺牲品，因而腐败并不会阻得官员的升迁之路，因而腐败份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獗。

中国查处了多少腐败份子？在公开的资料中找不到数字。但从中纪委监察部去年通报的2010年查办案件中可见端倪。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表示，2010年1至12月，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一年就查处了12万人，这个数字应该也算适度，因为跟8000万党员数字相比，中国官场的腐败可以怱略不计。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贴出一份课题报告，披露腐败份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并称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

这份2008年6月完成，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报告》在提到我国资金外逃现状时，开始便称：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外逃的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至境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究竟卷走了多少钱？这个问题注定是一个难解之谜，公众也只能根据国外不菲的生存成本，加上当事贪官“举家定居”的规模加以揣测。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的研究表明，尽管没有统一的数据，被腐败份子卷走转移到境外的资金至少逾万亿。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早已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

比较2001年至2010年的最高检年度工作报告，其中关于“加强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数据时就发现，追逃的职务犯罪人数已经从早期的数百人到高点时候的数千人，而追赃金额也从几亿元到高点时的几百亿元。

2009年2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2010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有4000官员外逃，人均卷走1亿。数据打架固然有口径不一等说法，但在外逃贪官问题上，有关部门要么不掌握真实情况要么不敢正视真实情况。

但上述数字都是金融危机之前的说法，这几年，随着国家4万亿的投资以及银行几十万亿的信贷投放，贪官卷走的钱无疑将远远超过上述数字，纵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香港的房价上涨，处处闪烁着贪官及其代理人的身影！那些动辄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豪宅，有许多都是来自中国的贪官所购买。

环球时报希望民众理解腐败，是否也要站在官方的角度理解一下人民群众。腐败份子所吸吮的钱财原本都是民众的血汗钱，如果贪官少贪一点，给民生投入多一点，把上亿人的低保从每年二千提高到三千，把实现全民医保的窟窿填补一点，让居无定所的人少一点……或许人民群众会答应并认同中国官场的适度腐败！

附环球时报：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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